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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彬先生有很多身份

2020-05-21 09:50:42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顾彬先生有很多身份:汉学家、教授、翻译家、批评家、一位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人物等等,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,这是一位可以坐在一起“把酒论诗”的诗人和朋友 实际上我们也经常这样做。在德国,他请我喝啤酒,而且使我知道了北德啤酒和南德啤酒在口味上的区别;在中国,我则请他喝二锅头,有时是五粮液。后来这两种酒都成了他关于中国当代、现代文学的著名比喻。“把酒论诗”之时,他的话并不多,往往是在认真地倾听,但有时 这往往是在人多嘴杂的场合,他听着听着就打瞌睡了。他太累了吗?是的(在中国,他往往一天要作两个报告,还被记者们缠住不放)。而在这样的时刻,我就不禁想起了他自己的一句诗:“疲倦的诗人/在走向诗的路上”。

的确,他就一直这样疲倦而又不倦地走在通向诗的路上。我最早读到他翻译过来的诗,是他和北岛合译的《新离骚》、《中国晚餐》等,并立刻被吸引;去年,又读到他签名送我的《顾彬诗选》,这是他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,我有了更多的发现的喜悦,“二十四曾是件衣裳/里面光亮/外面夜”,作为一个熟悉的老朋友,他多少让我也感到有点惊异了。

现在,我又很高兴地读到张依苹女士翻译的他的一本新诗集《白女神,黑女神》。我不仅佩服于他的多产,更惊叹于他那活生生的灵感和变幻莫测的语言能力:

……米是白的,米是黑的。

她用一把刀分析这些。

分界是最亮的镜子。

它切开白,它切开黑。

山上的太阳太强,

飞龙捉不着她。

白女神走来脚步太轻快,

在通道之上她变成黑女神。

她在那儿久久寻找梳子。

这样的诗,我一读再读,并深受魅惑。这样的诗,无论把它放在什么样的范围看,我相信,它都是“一流”的。

当然,全面评价顾彬的诗歌不是我所能做的事。我在这里只谈感触最深的几点。首先我要说的是,顾彬先生有一颗极其敏感的诗心。读他的诗,我不断惊异的就是这一点,就因为其中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,比如“现在我们走向无尽的蓝/且学习,杯子也可以带出去散步”(Yale),据说这是他在美国的经验(而欧洲人大都是坐着享受他们的咖啡的)。几年前在纽约,看到街上匆匆行走的人们手中握着一纸杯咖啡,我也曾很好奇,但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写入诗中呢? 这就是我自己的迟钝了。

由此我明白了为什么顾彬总是随身带一个小本子,并随时在上面记下一些什么(也许,缪斯就在那一刻光临)。我还想起了他随身背的那种年轻人才背的背包。这么一位著名学者、教授背这种背包,似乎和其身份不协调,但这就是顾彬。出席学术会议他会坚持穿上西装。背上这种背包,他就是一个世界的旅游者、发现者和诗人了。他把它变成了一个诗的行囊。

回到上面的诗“杯子也可以带出去散步”,我不禁要问:这是一只什么样的杯子?是诗人带着它出去散步?还是它带着一个诗人出去散步?

读顾彬的诗,让我深感兴趣的,还在于他那特殊的不同于一般诗人的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,我想,这不仅是诗意上的,还是语言文化意义上的。作为一个汉学家,同时作为一个诗人,他穿越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,“我们喜欢冰水,/不喜欢热汤,/我们喜欢明亮鱼缸,/不喜欢黑锅” ,一顿中国晚餐,竟让他产生了如此奇妙的灵感!而一句中国歌词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和一些中国语境中的词汇如“表扬”之类,也被他别具匠心地引入了诗中。这种挪用、改写和“陌生化”手法,已成为他诗中惯用的语言策略了。

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策兰所说的“我从两个杯子喝酒”(“Ich trink Wein aus zwei Glaesern”),顾彬也恰好是这样的诗人。在作为译者时,他是一位诗人(这就是为什么他翻译的中国诗会获得成功);在作为诗人时,他同时又是一位译者 这正如他自己所说,他“从葡萄酒杯喝出杜松子酒”(Yale)。我甚至猜想在他那里也潜在着某种“双语写作”,当然,他写的是德语,但显然,他运用了汉语的词汇、语法和意象重新改写了他的德语。他看世界的眼光也体现了某种“视野融合”(中西视野之融合)。这里举个例子,如《白女神,黑女神》中的“山上的太阳太强,/飞龙捉不着她”,这首译作是他和张依苹女士合作的产物,把诗中的蜻蜓(dragonfly)译为“飞龙”,我猜这可能首先出自张依苹女士的创意(正如她执意地把“Apropos Rosen” 译为“终究玫瑰”一样),但我想 据我对顾彬的了解,这也正合他那要重新“发明”德语的企图!借助于中国神话,蜻蜓变成了飞龙,并为这首诗陡然带来了一种语言的神力。这样的再度创作,为原作增辉。

一位德国评论家曾称顾彬为“伟大的中介者” (见《顾彬诗选》约阿希姆·萨托里乌斯之序)。我想,这不仅指他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。他的创作,同样处在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汇处。“诗人作为译者”,这就是他所属的诗人类型。他不仅从他自己的生活中,还要从不同的语言文化中来译解诗歌这种“未知语言”。他全部的创作,就朝向了这种他在一篇文章中所提示的“世界诗歌”。

当然,这是一个大胆的、也会引起争论的设想。但不管怎么说,这不仅出自一位汉学家诗人的一己努力,它提示着当今这个时代某种诗歌的趋向 也许,“杯子也可以带出去散步”那句诗,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读解?

重要的是,他已写出了这样的作品。他这些在跨越边界的途中写下的诗,本身就提示着“世界诗歌”的可能。而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,这要从内里来看,“山上的太阳太强,/飞龙捉不着她”,很中国,但又很德国 在德语中,“太阳”这个词为阴性词,飞龙捉不着“她”!这样的诗,本身就融合了多种语言文化元素。正是它所产生的内在 ,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诗歌的可能性。

接下来我要说的是,顾彬的这种努力,绝不仅是出自一种兴趣,它首先出自一个人更深沉的内在要求。这就是他的诗之所以为我所认同的更根本的原因。他置身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,但他的诗不是文化猎奇,也不仅是那种修辞学意义上的双语游戏。他不断地“朝向他者”,而又扎根于自身的存在 一种内省的不断受到困扰的个人存在。这就是他的“严肃性”之所在。因此他的诗,不仅伴随着“语言的欢乐”,也总是带着他的沉思和追问,它们把我们引向了对一些人生更根本问题的关切:“在八大关之间/一条路太少,/在两个爱之间/一个爱太多”(《你带来光》)。这又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发现,在“两个爱”之间的发现 发现“一个爱太多”,他已承受不起,或者说发现他只有一个爱,而这一个爱,足以葬送一个诗人的一生。

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?别问诗人,问我们自己吧。

《终究玫瑰》这首诗,是一首很德国、很顾彬的诗。它有着沉郁的语调和严谨的形式,在繁复中,又有着某种疼痛感和瞬间的锐利。它有着那种德国式的“存在之思”,而又穿插着一些感性的、精确的细节。这首诗的最后,以那种我们都有过的在机场或大商场顺着电扶梯而下的经验,留下了一幅让人难忘的画面:

……仿佛一张脸,消逝在电扶梯之上,

俯瞰着,另一张脸消逝在下坠里,

如此游移犹疑,使最后之花也坠落了。

不知怎么的,读到这里,我竟想到了庞德的《地铁站上》,甚至想到了在地狱中穿行的但丁。我们自己就处在这一节节的下坠之中吗?是的,诗人把我们带到了这一语言的行列,消逝着,“俯瞰着”,同时也被“俯瞰着”。正因为如此,我记住了该诗中的另外一句:“你如此在自身消失之中作为诗人!”

我被这样的诗深深触动了。作为一个“疲倦的诗人”,这位我所尊敬的、年岁比我大一轮的朋友,很可能要比我自己更深切地体会到时间的力量 那在无形中使我们每一个人变化和消失的力量。但在另一方面,他又要在自身的不断消失之中“作为诗人”而存在着、抵抗着、感受着。这就是他作为“时间的人质”(帕斯捷尔纳克语)对自身的“终究”确认!

如果这样来读,这一句诗就不仅有了它的 。它把我们带入了存在之诗中。

那么,在时间的流逝中,在玫瑰花瓣的凋落中,在自身的不断消失中,作为一个诗人意味着什么呢?这里,似乎荷尔德林早就替顾彬作了回答:“但诗人,创建那持存的东西”(《追忆》)。

作为一个诗人,顾彬的一生,都奉献于此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互会引为同道的原因。“……石头之下五百可怜灵魂之一,陪伴着我们,乞求着:/拥抱我,喂养我,让我再次化为你身体”(《墨非马六甲》), 他听到了这种哀切的低唤。在两个爱之间,他感到了他那唯一的爱。他用德语喂养它,用汉语喂养它,而它还在无休止地要求!

的确,一个爱太多,而我们都是她的仆人和学徒。

(编辑:苏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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