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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光中的诗歌《等你,在雨中》原文_现代诗歌精选“毕业”

2020-03-27 13:46:46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,而在架上,架下,墙隅,乃至书桌脚下。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灾,令我的太太、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失望。下女每逢擦地板,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古脑儿堆在我床上。


物以类聚,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。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季。大半的时间,我总是与书为伍。大半的时间,总是把自己关在6叠之上,四壁当中,制造氮气,做白日梦。我的书斋,既不像华波尔(Horace Walpole)中世纪的哥特式城堡那末奢华,也不像格力拔街(Grub Street)的阁楼那末寒酸。我的藏书不多,也没有统计,大约在二千册左右。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,花了那么多钱买书,要查点甚么依然不够应付。有用的时候,常常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。没用的时候,它们简直满坑,满谷;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以外,案头,椅子上,唱机上,窗台上,床上,床下,到处都是。由于为杂志写稿,也编过刊物,我的书城当中,除居民之外,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活动户口,例如《文学杂志》、《现代文学》、《中外》、《蓝星》、《作品》、《文坛》、《自由青年》等等,自然,更有数以百计的《文星》。
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,而在架上,架下,墙隅,乃至书桌脚下。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灾,令我的太太、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失望。下女每逢擦地板,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。我的岳母乃至几度提议,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。有一次,在台风期间,中和乡大闹水灾,夏菁家里数千份《蓝星》随波逐流,待风息水退,乃发现地板上,厨房里,厕所中,狗屋顶,乃至院中的树上,或正或反,举目皆是《蓝星》。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,则在我家,水灾过后,必有更严重的书灾。


你会说,既然怕铅字为祸,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,使各就其位,取之即来呢?不可能,不可能!我的答复是不可能。凡有几本书的人,大概都会了解,理书是多么麻烦,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。对一个书呆子,理书是带一点回忆的哀愁的。喏,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:“1九五2年四月购于台北”(那时你还没有大学毕业哪)。那本书的封底里页,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(现在没必要记了,她的地址就是我的。可叹,可叹!这是幸福,还是迷惘)。有1本书上写着:“赠余光中,1九五9年于爱荷华城”(作者已死了,他巍峨的背景已步入文学史。将来,我的女儿们在文学史里读到他时,有甚么感觉呢)。另外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,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,好久不写诗了。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,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,翩翩地飘落在地上。这是哪一个秋季的幽灵呢?那么多书,那么多束信,那么多叠的手稿!我来过,我爱过,我失去——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。而这,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。谁能把自己的回想整理清楚呢?


何况一面理书,一面还要看书。书是看不完的,尤其是自己的藏书。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,一定成为大学者。有的人看书必借,借书必不还。有的人看书必买,买了必不看完。我属于后者。我的很多朋友属于前者。这类分类法固然纯洁是主观的。有一度,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,乃至是绝版的好书,被朋友们久借不还,甚至于久催不理,我愤怒地斟酌写一篇文章,声讨这批雅贼,不,“雅盗”,由于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。不久我就打消这动机了,由于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“雅盗”的作风。架上正摆着的,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——有1本论诗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,已半年多没还了,他也没来催。固然这么短的“侨居”还不到“归化”的程度。有一本《美国文学的传统》下卷,原是朱立民先生处借来,后来他料我毫无还意,失望了,索性声明是送给我,而且附赠了上卷。在十几册因久借而“归化”了的书中,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。它们的“侨龄”都已逾十一年。听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女士,吓得我10年来不敢跨进她的辖区。借钱不还,是不道德的事。书也是钱买的,但在“文艺无国界”的心理下,仿佛借书不还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。


除久借不还的之外,还有很多书——简直有3四十册——是欠账买来的。它们都是向某家书店“买”来的,“买”是买来了,但几年来一直未曾付账。当然我也有抵押品——那家书店为我销售了百多本的《万圣节》和《钟乳石》,也始终未曾结算。不过我必须立刻声明,到目前为止,那家书店欠我的远少于我欠书店的。我想我没有记错,或可以说,没有估计错,否则我不会一直任其发展而保持缄默。大概书店老板也以为他欠我较多,而容忍了这么久。


除上述两种来历不太光荣的书外,一部分的藏书是作家朋友的赠书。其中绝大多数是中文的新诗集,其次是小说、散文、批评和翻译,自然也有少数英文,乃至法文、韩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。这些赠书固然是来历光明的,由于扉页上都有原作者或译者的亲笔题字,更加可贵。可是,坦白地说,这一类的书,我也很少全部详细拜读完的。我敢说,没有一名作家会把别的作家的赠书1一览尽。英国作家贝洛克(Hilaire Belloc)有两行谐诗:


When I am dead, I hope it may be said:


“His sins were scarlet, but his books


were read.”


委曲译成中文,就成为:


当我死时,我希望人们会说:


“他的罪深红,但他的书都读过。”


此地的read是双关的,它既是“读”的过去分词,又和“红”(red)同音,因此不可能译得传神。贝洛克的意思,无论一个人如何罪孽深重,只要他的藏书尽皆认真读过,也就算难能可贵了。一个人,尤其是一位作家之无法遍读他人的赠书,由此可以想见。每一个月平均要收到3四十种赠书(包括刊物),我必须坦白承认,我既无时间逐一拜读,也无全部拜读的愿望。事实上,太多的大著,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,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书名,你就没有胃口开卷饕餮了。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——好的和坏的。除一些奇迹式的例外,坏的作家历来不会变成好的作家。我写上面这段话,或许会莫须有地得罪很多赠书的作家朋友。不过我可以立刻反问他们:“不要动怒。你们可以检讨一下,曾读完,乃至部份读过我的赠书没有?”我想,他们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。那些“难懂”的现代诗,那些“嚼饭喂人”的译诗,谁能够能人拜读呢?十九世纪牛津大学教授达巨生(C. L. Dodgson,笔名Lewis Carroll)曾将他著的童话小说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(Alice in Wonderland),呈献一册给维多利亚女皇。女皇很喜欢那本书,要达巨生教授将他以后的作品见赠。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——1本厚厚的数学论文。我想女皇该不会读完第一页的。


第三类的书该是自己的作品了。它们包括4本诗集,3本译诗集,1本翻译小说,1本翻译传记。这些书中,有的尚存3四百册,有的仅余十数本,有的乃至已绝版。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,印第一本书时患得患失的心情。出版的那1晚,我曾兴奋得终宵失眠,幻想着第二天那本小书该如何震撼整个文坛,如何再版3版,像拜伦那样传奇式地成名。为那本书写书评的梁实秋先生,并不那末乐观。他预计“顶多销三百本。你就印五百本好了”。结果我印了一千册,在半年之内销了三百四十多册。不久我因参加第一届大专毕业生的预官受训,未再继续拜托书店销售。现在早给周梦蝶先生销光了。目前我业已发表而迄今未印行成集的,有五种诗集,一本《现代诗选译》,1本《蔡斯德菲尔家书》,1本画家保罗?克利的评传和两种散文集。如果我不夭亡——固然,买半票,充“神童”的年代早已逝去——到5十岁时,希望自己已是具有五十本作品(包括翻译)的作家,其中最少应有二十种诗集。对九缪斯许的这个愿,恐怕是太大了一点。但是照目前写作的“产量”看来,打个六折,有三十本是绝对不成问题的。


最后一类藏书,远超过上述3类的总和。它们是我付现钱买来,集少成多的中英文书籍。惭愧得很,中文书和英文书的比例,10多年来,越来越差异了。目前大概是三比7。大多数的书呆子,既读书,亦玩书。读书是读书的内容,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。书确是可以“玩”的。1本印刷精美,封面华丽的书,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。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,尤其是缤纷残暴的袖珍版丛书,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萧洒的封面一见倾心,常常是重大的缘由。“企鹅丛书”的典雅,“现代丛书”的端庄,“袖珍丛书”的活泼,“人人丛书”的古拙,“花园城丛书”的奢华,瑞士“史基拉艺术丛书”的堂皇富丽,尽善尽美……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。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:他们爱坐在书桌前,其实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,或研究哪个问题,只是喜欢这本摸摸,那本翻翻,相相封面,看看插图和目录,并且嗅嗅(尤其是新的书)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。就这样,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。


约翰生博士曾经说,既然我们不能读完一切应读的书,则我们何不任性而读?我的读书便是如此。在大学时期,出于一种攀龙附凤,进香朝圣的心情,我曾遵守文学史的指导,自勉自励地读完八百多页的《汤姆?琼斯》,七百页左右的《虚荣市》,乃至怒目切齿,边读边骂地咽下了《自我主义者》。自从毕业后,这类啃劲越来越差了。到目前忙着写诗、译诗、编诗、教诗、论诗,五马分尸之余,几近毫无时间读诗,乃至无时间读书了。架上的书,永久多于腹中的书;读完的藏书,恐怕不到十分之3。尽管如此,“玩”书的毛病始终没有康复。由于常“玩”,我相当熟习许多并未读完的书,要参考某一意见,或引用某段文字,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页。事实上,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。例如凡?高的画集,康明思的诗集,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。


然而,十年玩下来了,我依然不满意自己这书斋。由于太小,书斋当中一直闹着书灾。那些漫山遍野、满坑满谷、汗人而不充栋的洋装书,就像一批批永久取消不了的流氓一样,没法加以安置。由于是日式,它嫌矮,而且像一朵“背日葵”那样,永久朝北,绝对晒不到太阳。如果中国多了一个阴郁的作家,这间北向的书房应该负责。坐在这扇北向之窗的阴影里,我好像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满孕着南方的水果。白昼,我仿佛沉醉在海底,岑寂的幽暗奏着灰色的音乐。夜间,我仿佛听得见爱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声,而北极星的长髯垂下来,铮铮然,敲响串串的白钟乳。


可是,在这间艺术的冷宫中,有许多回想仍是灼热的。朋友来访,我常爱请他们来这里坐谈,而不去客厅,似乎这里是我的“文化背景”,不来这里,友谊的铅锤落不到我的心底。弗罗斯特的凝视悬在壁上,我的缪斯是男性的。在这里,我曾听吴望尧,现代诗一名失踪的王子,为我讲一些猩红热和翡翠冷的鬼故事。在这里,黄用给我看到几近是他全部的作品,并且磨利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评。在这里,王敬羲第一次遭受黄用,但是,使我们大失所望,并没有吵架。在这里,陈立峰,一个风骨凛然的编辑,也曾遗下一朵黑色的回忆……比起这些回忆,零乱的书籍显得整齐多了。


一九六三年四月(文/余光中)


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余光中先生写书房的这篇散文,与读者一同重温他的文字。本文原标题《书斋·书灾》,选自《凡?高的向日葵——余光中散文》(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4年1月)。


(编辑:王怡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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